红高粱能否依旧动人
莫言获奖,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。街头闾巷,无不议论纷纷。这是莫言个人的殊荣,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故乡高密县的荣耀。高密县庆贺之余,显然不想把世界大餐立马吃掉,而要“放远眼量”,慢慢品尝。于是“莫言”这个本来一声不吭的名词,开始发酵,开始在高密的土地上迫不及待地躁动。
文学家的使命不在荣誉,而在作品。由作品而得的殊荣既是文学家个人的,也是孕育其精神的社会的,更是生养其个体的土地的。但精神的底蕴不能单靠物质的培植,盲目地跟风入伙反而冲淡了一段佳话本应有的庄严感和厚重感。真实的情况是,莫言笔下的“高密东北乡”,如同福克纳描绘的“约克塔帕拿法小镇”一样,是文学的虚构,来源于现实却又是崭新的。过分强调现实,一定程度上是对作品的淡忘,因为诺贝尔奖颁给的是高密东北乡上旺盛的生命和爱恨情仇,以及悲喜背后的中国情节。一万亩红高粱,或者是十万亩的红高粱,都与莫言文学精神没有温度相连,有的只是名义上的尊重和深深蕴藏着的功利主义。
不能否认高密县的出发是好的,趁着文化建设的东风,扶持文化产业既是政治上的正确,又是实际效益的正确。但是,没有发展的增长不是增长,缺失精神的文化难言文化改变,甚至会芟除了传统土地质朴的气质,而换成陌生的外套,这能使高密县的文化浓郁么?是对莫言文学的助力还是损害?莫言文学的大悲大喜大张大合以矛盾展现生命,以挣扎诠释乡土文化。摒除作品流淌的自然气息,断然地肢解和改造,是在与高密乡土渐行渐远,是在与文学中深沉的气质日渐疏离。
有人说:“刻意追求有时是一种扼杀。”因为文学的光辉更愿在无人处闪耀,精神的花朵更应在孤僻处绽放。文学的生命不必躲避关注,但至少应与喧阗保持距离,因为杂芜绝非是理性的场所,也绝非是解读理性的场所。何妨仍然站在合适的位置,仍然以虔诚注目。唯待这时,才是文学的回归,才是殊荣踏实地落地。如果这时人们眼前还有那血海一般的红高粱,一定将是比任何的一万亩更动人、更高贵的存在。